杜月笙的“三碗面”

 杜月笙有句人生名言：人生要吃好三碗面——體面、場面、情面。 

如要仔細考證，這“三碗面”有多個版本。一種是前後秩序不同，有稱情面、場面、體面，也有稱場面、體面、情面。另一種版本是內容不同，有說是人面、場面、情面，也有說是臺面、場面、情面。細究起來，無論是臺面還是人面，含義基本相仿。 

杜月笙的人生三碗面，在民國時期非常出名，這也說明他在意體面，重視場面，講究情面；最高興別人稱他“小孟嘗”、宋公明。 

體面，就是做事恰如其分，不可失了身份。據說杜月笙講過： 

頭等人，有本事，沒脾氣；二等人，有本事，有脾氣；末等人，沒本事，大脾氣。 

杜月笙自幼失學，胸無點墨，前半生長期的黑道生活，又使他染上了一身流氓習氣，也就是站無站相，坐無坐相。但1927年四一二成名以後，他逐漸懂得，在這花花世界的上海灘，光靠拳頭是不行的。因此，他每日請先生讀報，一度還時常練字，雖然終未練出像樣的書法，但自己的名字“杜鏞”兩字，終於可以到處漫簽了。他還用重金聘請說書先生，長期聆聽《三國》、《水滸》、《嶽傳》、《七俠五義》等大書，從中得到歷史知識和社會經驗，學習古人的氣度與權術。他先後請邱方伯、王幼掌等5人為秘書，代寫書信，並為他在各種場合的發言擬稿。為方便與法租界打交道，又專門聘請熟悉法國風俗人情的李應生為法文秘書。他喜歡別人叫他“杜先生”而不是“杜老闆”，因為“先生”聽起來儒雅。 

在流氓世界裏，杜月笙又最早從衣著上進行洗心革面式的更新。為了要與上流人物打交道，杜必須改變往日歪戴帽子、高卷袖口的習慣，以及拖著鞋子走路的姿態，而改成文質彬彬的模樣。他把五克拉的鑽戒鎖進保險箱，終年穿長衫，上海溽熱的夏季，第一個扣子也是扣著的，也確實平添了幾分儒風。在這方面他是下了一番苦功夫去模仿的，以後他在任何公共場所露面，甚至酷暑時在家見客，都是穿起長衫；去見有地位的人，還得罩上馬褂。不僅他自己這樣做，還要求他的徒子徒孫們也如此打扮。杜常說：“衣食足，應當禮義興了，不能再讓人家一看到就討厭害怕。”從著名記者徐鑄成到法界巡捕房督察長薛畊莘，從與杜氏兒子同班的著名電影人沈寂到杜的好友楊管北的公子楊霖，他們眼中的杜月笙，從來沒有飛揚跋扈的樣子。 

在華格臬路（今甯海西路）杜公館的大門上有副對聯：友天下士，讀古人書。杜祠大廳所懸之匾是“三緘堂”，緘即閉，堂名取意于謝觀《王言如絲賦》名句：“知駟足之難及，保三緘之可守”，以自戒說話慎重，謹防“禍從口出”。 

劉向《說苑•敬慎》：“孔子之周，觀於太廟，右階之前，有金人焉。三緘其口，而銘其背曰：‘古之慎言人也，戒之哉，戒之哉！無多言，多言多敗。’”經過長期的培養，杜月笙的確變得氣度不凡。杜月笙有一位好朋友，時任國民黨江蘇省党部主任委員江寶瑄，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： 

像杜月笙這樣一個人，其一生的前半段固然不可為法，也不能為法；但以他的出身，竟能有這麼大的變化，實足令人驚訝。後期的杜月笙不但文質彬彬，氣質高貴，而且可以說他具有政治家風度，有手腕，能權術，尤其熱心公益，任勞任怨的精神，更非常人所能及。 

當然，這段話有溢美之嫌，但是，杜月笙的經歷的確值得人們深思和研究，他的各方面修養的成熟，可以昭示民國時期上海黑社會昌盛的部分原因。 

出身社會下層的杜月笙，對工人抱有同情心，調停工潮是杜月笙的拿手好戲，他在工界的兩個徒弟朱學范、陸京士也是杜的左膀右臂。30年代初，法租界水電廠的職工突然罷工，一時整個法租界無水無電，僵持十多天，此後垃圾工人也回應罷工，法租界當局毫無應付辦法。在束手無策之時，法公董局派人請杜月笙出來調解，杜卻婉拒：“我資格不夠，你們還是去請比我聲望高的人來辦吧!”其實他早已料到，越早插手，事情越難辦，要拖到法國人支持不住的時候，他才能輕易地解決這件糾紛。 

恰巧這時，有艘法國大郵船抵達法租界外灘，全體搬運工人也袖手旁觀地罷工。這艘大郵船上載來一位外交大員，在不得已的情形下，只能利用救生艇上岸。這位外交大員上岸之後，見到街燈全無，汽車過處，一陣陣垃圾臭味迎風吹來，在車中法工董局總董黯然無語，這位外交大員大發雷霆，次晨拜會吳鐵城市長，挽請出面調解。吳市長按慣例請杜月笙調停，於是就派了陳景儀拿市長的名片去見杜，說明這件事由中國人來料理，可以給法租界當局一個教訓。 

陳景儀與杜有交情，杜也認為調停時機已成熟，於是打電話給法租界當局， 約集法商水電公司經理先行商討。杜月笙提出：“所有工人薪金一律要加一倍。” 水電廠經理只肯出75%，並堅持罷工期間薪金不發，否則，日後他們隨時罷工，會無法遏止的。杜氏說：“好，就這樣辦吧。” 

接著杜氏召集罷工領袖，有水電、垃圾、碼頭等業工人領袖，由他具柬在“三和樓”大擺筵席。他先叫陳景儀和工人開會，任由工人提出條件，有些只要求加薪30%，有些要加40%，有些要加50%，罷工期間工資照給。陳景儀就用電話通知杜氏，事情已可迎刃而解，請他親自出馬。杜氏收到電話後，立刻趕到，含笑到場向代表們打了一個招呼，全場掌聲雷動。杜氏一開口，全場又寂靜無聲。第一句話：“你們要求的工鈿太少，我已替你們講好加75%，你們滿意嗎？”全場高呼“滿意”。第二句話：“但是，罷工期間的工鈿不給，你們服從嗎？”大家高聲說：“算了，算了。”只有一個人站起來，振振有詞地說：“這一點不能同意。”杜月笙說：“我已經答應資方了，不能變更，那麼罷工期間工資，由我來貼。” 

工人們聽了，又是一陣掌聲。豈知那位工人立刻回道：“我要公司拿出來才接受，杜先生個人拿出來，我還是不能接受。”杜氏極迅速接著就說：“大家的損失由我貼，你的一份我負責叫公司會計處照付給你。”說罷之後，就倒了一杯酒，舉起杯子向大家說：“我祝賀你們勝利，也是中國人勝利，希望大家明日一 清早就上工。”大家鼓掌如雷，高呼“照辦”。杜月笙幹了一杯酒就走，一場連續幾個月的大工潮就此結束。當然，結局是杜月笙分文不貼，公司必須補足所有的支出。其門徒朱學范主辦的大公通訊社照例要大張旗鼓鳴謝杜大善人，《申報》等報紙也時常刊登出啟事，稱讚：“杜鏞先生是中國工人運動的保姆。”

 

場面，就是排場，成名後的杜月笙，非常講究人生的場面。 

平日裏，華格臬路杜公館裏，總是高朋滿座，大家像眾星捧月般圍繞著杜月笙。連他建立的隊伍——恒社的社徽也是19顆星圍繞著一彎斜月，這19顆星代表著朱學范、陸京士等19名理事，而斜月就是杜月笙。 

中國有俗語，富貴不還鄉，如衣錦夜行。1931年舉行的杜家祠堂落成典禮，是杜月笙一生擺的最大的場面。那年的6月9日，杜祠在浦東高橋落成，六個大隊的儀仗隊從華格臬路出發，第一大隊由幾十面兩丈見方的特大國民黨黨旗和杜字旗作前導，每面旗由4人抬舉，前後左右用100多輛自行車護衛。接著是由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巡捕房派來的英、法、印、越巡捕組成的騎隊。後面跟著一大群“金榮小學”的學生和幾年來各處送給他的十幾把“萬民傘”，以及掛著蔣介石送的“孝思不匱”金匾的匾亭等，還有一支百人樂隊。其餘五個大隊是由警察局的保安員警大隊，陸、海軍的軍樂隊，陸軍第五師和吳淞要塞司令部步兵各一營。還有救火會、保衛團、童子軍、緝私營、偵緝隊、工會等組成的隊伍，以及各團體的旗傘。每隊都分別配有政客嘉賓送的大匾。有前大總統徐世昌的“敦仁尚德”，臨時執政段祺瑞的“望出晉昌”，前13省聯軍總司令吳佩孚的“武庫世家”，海、陸、空軍副司令張學良的“好義家風”，四川省主席劉文輝的“百世馨香”，監察院院長于右任的“源遠流長”，司法院院長王寵惠的“千國棟家”，實業部部長孔祥熙的“春門從德”，上海市市長張群的“萊國家風”，班禪額爾德尼的“慎終追遠”，軍政部部長何應欽的“世德揚芬”，員警總監吳錢城的“光前裕後”，等等。還有外國人送的祝詞和禮品，蔣介石送的一篇祝詞彩亭殿后。 

杜氏的祖宗牌位是用特別紮成的“神轎”抬著，前面用八面特大銅鑼開道，幾十個盛滿鮮花的花籃和幾十個燒著檀香的大香爐，由穿著彩衣的少女捧著隨轎前行。他帶著兒子跟在轎子後面。當時最不易選到的是一個扶轎杠的人。不知他根據什麼人的建議，扶轎杠的要用清朝有過功名的地方官才行。杜要找一個當時什麼總長、將軍的人倒容易，找一個這樣的人反而費事。後來總算找到了當過上海縣知事的李祖虁來充當。轎後是上海京戲班子裏用的宮鑾和戈矛劍戟等數百件古代武器。這一不倫不類的隊伍和六個儀仗大隊，從他家到法租界金利源碼頭走了3個多小時。黃浦江畔特備140艘汽輪擺渡船，女賓另備專輪。渡船後面再拖著拖駁和舢舨，每船桅頂高高飄揚著紅底白字的杜字旗，在滔滔江面上猶如一條長龍，直駛高橋。 
後來擔任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長的薛畊莘曾回憶： 

當天，我派一百多個包打聽，我手下有三百多個包打聽，是政治部、刑事部直屬給我的，比如你今天唱戲、捧場，我叫我十幾個包打聽，一百個捧場。不影響社會治安，外面一個也不曉得的。我派了一百多個人，叫沿路的巡警不要阻攔。杜月笙蠻開心的。 

杜月笙特別在乎租界出面，租界當局特地為了這個盛典停駛電車兩個小 時。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巡捕房派來英、法、印、越巡捕組成的騎警隊。參加道賀的來賓有法國總領事甘格霖、公共租界警務部長毛鼎，還有日本總領事和日本駐軍司令阪西將軍及許多外國客人。杜因杜祠落成向多家公益慈善機構的捐款，據《申報》的不完全統計，有20次共28800元。 

盛大的祠堂落成典禮，在杜月笙的潛意識中，一是要光宗耀祖，為自己、為杜家爭一口氣，另外，也多少帶有中國人民族主義的色彩。直到多少年後，浦東的老人們還在津津有味地談論著典禮的場面、氣派與細節。 

除了杜祠落成典禮外，最能體現杜氏之場面的，是他的兼職。鼎盛時期的杜月笙身兼70多個銀行、企業、公司的董事長、理事長，可謂風光。 

情面，就是私人之間的情分和面子。中國是禮儀之邦，中國人好面子，不給面子，這句話，有時要壓死人。所以杜月笙講：“錢財用得完，交情吃不光，所以別人存錢，我存交情。” 

杜月笙會做人，與他從小成為孤兒的身世有關，底層出身使他在競爭激烈的 社會中使盡渾身解數，看盡世態炎涼，因此懂得處理好人際關係的重要性。他常 說“前半夜想想自己，後半夜想想別人。”曾經擔任國民黨上海市党部大員的姜 豪，95歲那年接受《海上沉浮》攝製組採訪時，比較三大亨的為人處世後講： 

做人最漂亮的還是杜月笙，你去找他，先叫一聲，月笙哥，你說上句，不要說了，他知道下半句了。他杜月笙像孟嘗君一樣，孟嘗君食客三千，大大小小的來投靠他，他馬上就收留。杜月笙就是這樣夠朋友。拉住你，是拼命的。 

據見過並與杜氏有過交往的名醫陳存仁回憶： 
杜氏出身寒微，對窮苦人的生活很瞭解，所以他後來處理一切大小事宜，都是偏袒窮人方面，勞苦階級的人對他的印象特別好。他常說：“不識字可以做人，不懂事理不能做人。”他對任何事情的處置，另有一套。凡是辦一件事，先決定上策如何，中策如何，下策如何，三點決定後，還要考慮這件事的後果如何。所謂後果，即有無反應或副作用，好會好到如何地步，壞會壞到如何程度。所以 他發一言而能了事。但是不輕易發言，言必有中。他往往先聽別人講話，自己默不出聲，等到別人講完，他已定下了決策，無非是說“好格，閒話一句”，或者是說“格件事，不能這樣做”。他的判斷力極強，說過之後，從來不會變更的。 

杜月笙一生頗仗義疏財，他的錢財觀，就是散財建立自己的聲譽和網路，而不是做個守財奴。全盛時代的杜月笙，至少有70多個董事長和理事長的職務，也就是70多個企業，有他的幹股，要給他開工資的。一年下來，他至少可以賺到幾百萬銀元。但一年過後，幾百萬銀元用得精打光。其結拜兄弟范紹增概括其為人處世： 

杜月笙能混出名來，還有他一套拉攏人的手法。他想要結交的人，總是先找與這人有關係的親友表示對這人的仰慕和恭維，使人樂於和他見面。他結交人的手法也跟一般人不同，見面時表現很親熱謙虛，一經見面之後，他認為這個人對他有利，必然千方百計在其他場合，或在與這人有關的人面前，故意吹捧這人一番，使這些話傳到對方耳中，叫對方從心眼裏感到高興，對他發生好感。 

別人有事要找他幫忙，只要以後能從這人身上找回本錢，他總是很痛快地答應下來，暫時賠點錢，他也肯幹。他常常向我談什麼要從遠處著眼，不要只看眼前等，所以等到他要去利用別人時，也往往能夠順手。 

杜搞來的錢很多，花得也痛快，總是左手進，右手出，不像黃金榮只進不出，這樣替他捧場的人也就越來越多了。 

杜月笙在爭奪利益時，可以不把青幫祖師爺張錦湖放在眼裏，但同時又在過年時孝敬每一位青幫老大，三鑫公司每月都給張樹聲、高士奎、曹幼珊、劉登階、梁紹堂、步章五、程孝周、樊瑾丞、阮慕白、李琴堂等青幫大字輩頭領各300大洋，達10年之久。對於自己的青幫師父陳世昌，杜月笙頗為關心，不僅常問寒問暖，還定期給錢。春節拜年，杜月笙再忙，陳世昌和黃金榮家，他是一定要去的。直到陳世昌去世，杜一直執弟子之禮。幫會中人回憶兩人關係： 

抗戰勝利後，陳世昌到過十八層（即峻嶺公寓，今為錦江飯店中樓）幾次。他的一個兒子曾在中匯銀行當過襄理，後盤下一爿小錢莊，全部蝕光。陳世昌只得帶了兒子，夜裏趕到杜處，訴說經過情況，指著兒子道：這個小鬼，在中匯做做本來蠻好，忽然心血來潮，做起斷命錢莊來，蝕得一搭精光。接著向杜告貸25000元。杜毫不介意地說：明天一定如數送上。哪里知道，陳的兒子荒唐不堪，五天后又把這筆錢如數搞光。於是再到杜處借2萬元。從此斷了這條路，陳不再上門，活活地被他兒子氣死。 

同是浦東出生的近代名人黃炎培與杜月笙關係頗佳。但黃炎培經濟並不寬裕，杜月笙每月給黃500大洋；杜月笙曾追隨黃炎培參與憲政運動，直到 1949年兩人仍來往頻繁。民國上海灘有位名律師秦聯奎，一次他到杜月笙開設的一家賭場參賭，沒想到一會兒就輸了4000大洋，十分懊喪。杜月笙得知此事後，立即拿出4000大洋托人送給秦，這使秦十分感激，從此為杜效力，成為杜的“義務法律顧問”。杜月笙用類似方法，籠絡了各行各業一大批知識分子，其中有許多名人，如楊度、章士釗、章太炎、上海灘的“才子律師”江一平、國民黨上海地方法院院長鄭毓秀、“江東才子”楊雲史等。章太炎有難求于杜月笙，杜不僅謙和拜訪，臨走還在茶几上留下一張2000元的錢莊票。 

章太炎對杜月笙既感激又敬佩，認為杜氏講義氣，重禮節，有古豪俠之風，所以國學大師與杜月笙建起了“平生風義兼師友”的交情。 

杜月笙的好客大方、仗義疏財，為他贏得“春申門下三千客，小杜城南尺五天”的好名聲。從一個流浪癟三、水果小販成長為上海黑幫魁首，再到地方領袖，杜先生這“三碗面”吃得的確是高水準，可謂盡得其精髓。當然這一切，杜月笙還是要追求回報的，他曾對龐京周言： 

人總是愛捧的，因而也同情捧人的人，我對於這些衰老病失意老人何嘗有什麼報償的希望，但是將來得到的將比我目前很方便地付出去的東西多得多。